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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帖:艺术:向泼皮玩世告别的声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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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:向泼皮玩世告别的声音

一个血性的青年画家,离开国内画坛七、八年。回来之后,发现美术界已有惊人变化,在《关天茶舍》发帖表达了自己的愤慨:
“什么崇高、什么正义都通通抛弃。画眼前身边的、画搔首弄姿如‘鸡’一般的空虚女了、画嬉皮笑脸的奴才相、画没有性格的‘橡皮人’成为时尚。对苦难的思考视为不识时务,对灾难的遗忘成为‘聪明人’的思想策略。人活着不容易、及时行乐、活在当下变为一切思想的基石,蛋糕比凡高更重要……那些挣扎在生命线中的下岗职工,那些面对土地无奈的农民、那些春节期间还在劳作着并永久葬在地下的矿工们、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老爷们、那些无人理睬呼唤青天的上//访者、那些因学杂费而发愁的学生及父母们――这才是中国的真实,这才是我们要追思的‘时尚’!”
这种“左拉式的愤怒”常常不能被人理解。因为在圈子里呆得太久,变得迟钝麻木,容易失去应有的感受。

九十年代以来,艺术的确发生了超乎想象的变化。探寻变化的缘由,可以列出诸多因素:
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滞后的效应;
艺术家的失落和社会的金钱导向
道德的普遍缺失和艺术良知的泯灭;
艺术品需求的增加和境外画商的引导;
全球化进程及国际主流文化的影响。 
其中重要的一点,是带着话语强势的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。
进入九十年代,伴随国门开放,西方艺术市场日益增长,进一步引发和鼓励了艺术消费,再加上西方社会对中国艺术应涉及政治体制的期待,逐渐成为当时许多中国艺术家生存的基本前提。艺术能否取悦老外,获取“国际身份”,是艺术成功与否的标准;作品是否畅销,往往是政治因素大于艺术因素。
当时出现了很多类似"毛泽东的面孔、天安门的形象、中山装、绿军装和众多的黄种人面孔,展示出那个沉闷而凄凉的革命时代及人性的压抑”的画面,成为“中国版”政治波普的“原创”。以后,泼皮玩世绘画出现并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时尚。光头脑袋,双眼眯缝,神情呆滞,咧嘴傻笑,打着哈欠,荒诞无聊,夸张调侃。艺术家竞相展示因压抑而变形、扭曲的脸谱形象,描绘现实的嘲弄和自身的无奈,含示着“对高尚的拒斥、对责任的躲避,对命运的不承担”。艳俗艺术其实只是泼皮绘画的分支,“它采用刺绣、年画、老家具配时髦女等中国政治或民俗符号”,对俗艺术和大众趣味予以嘲弄,展示出一个符合外国人预期而实际并不存在的中国形象。这几类作品,都体现了在政治夹缝中如何对峙的智慧,当初无疑是具有前卫意义的。
伴随着社会的金钱导向,利益法则代替艺术法则,成为艺术活动的唯一准则;原有的艺术创作从此与金钱挂上钩,将艺术从圣洁的精神产品,转化为变卖金钱的工具;艺术话语权掌控在一群发福的社会新贵手里,他们既要惊世骇俗,又要金钱进兜;名曰前卫,实际早已失去先锋性和批判性。由此,艺术领域充斥着贪婪、丑陋、媚俗和颓废。
中国人力资源丰厚,出了一个“原创”,就会有一千个摹仿跟进。在全球市场格局中,中国人有一个出色的本事,就是将小事情做成大产业。玩世、波普、艳俗这些画作一经出现,外国买家的需求持久不衰,于是效仿者前赴后继,更多的新人参加,进入 “行活”制作;借鉴、摹仿、传抄、翻新、复制,进而形成制作千人一面的行画“产业”。前卫的生命在于更新,人们却将前卫封存起来,混同于“行活”,进行批量复制,直到用滥变成垃圾。――这种变化的奇趣在于:当一朵花早该凋谢的时候,它却长时间呈现出异样的光彩,及至人们不再关心它当初如何美妙,计较的倒是眼前对糜烂的厌恶。

真正的前卫,应该反对一切形式的媚俗,无论出自中国,还是外国。而日趋商业化的中国当代艺术,呈现出对外国品味的媚俗。对中国艺术的状况,有评论家将其喻之为“唐人街的地摊”,也有评论家作出精辟的勾画: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想象主要来自唐人街所浓缩的那些生动的标本。它包含了从周易、禅宗、八卦、风水、中药、功夫、京剧、书法到舞狮舞龙这样一整套传统生活方式的道具和仪轨,雅俗精粗无所不包。在这样一种文化想象中,中国带有浓厚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,联系着虚静无为、平淡冲和的玄远境界;神游天地,能语禽虫的超理性能力和幽暗的交流方式;以及色空无碍圣凡一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辩证法。”
同属艺术的电影,也不断彰显 “中国牌”。有的导演最能揣摩外国人需要什么,想看些什么,不时挥舞“中国符号”,而且不吝将这种“中国符号”玩到极致。领尽风骚。原因就在于,他们提供了一幅幅中国生活的原始画面,暴露出中国人的劣根性和中国风俗中的陋习,迎合了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。他们还能揣摩当权者想看些什么,炮制出讴歌专制的《英雄》。殊不知揣摩和迎合过了头,也就失去了作品自身的人格力量,反过来会堵塞更重要的认同和更高领域的发展。
一些艺术家去了欧洲、美国,以新的全球视野来审视中国。《泥塑收租院》在威尼斯双年展赢得金奖,获奖作品完全是四川那个收租院泥塑原大原样的复制,只是在不同的时间、场合进行新的解读。海外艺术家也最了解外国人想看到什么样的中国,从而在艺术作品中使用政治中国各种资源:长城、汉字、火药、导弹、蘑菇云、金门雕堡……,将外国人心目里的“中国符号”阐释得淋漓尽致。

当今艺术的这些状况,使我们不能不回想起79年到80年的“星星画会”。那时,文革刚结束两年多,思想文化领域还一片僵化,早已渴望冲破牢笼的年轻人,像地底岩浆寻找着喷发的机会。1979年9月的一天,他们突然把作品摆在中国美术馆外的街头,名曰“星星画展”。这是中国实验艺术的第一次大爆破,参展者大多是没有经过正规训练、没被艺术院校接纳的年轻人。人们被街头奇景惊呆了,人群聚集,警察干预,画展被取消。
《星星画展》有两句名言:“柯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,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。”经历了十年禁锢,艺术青年吸收欧洲现代艺术的养料,突破中国文化专制的桎梏,无视僵化的学院体制的约束,不仅在艺术上使用被禁止的现代主义风格,而且在政治上涉及中国社会的压制。“星星画会”以反叛和探索为旗帜,将批判意识和探索精神完美地结合,实现了对长达三十年之久的“歌德艺术”的颠覆,对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一统天下的反叛。
“星星画会”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艺术萌芽的标志,影响极其深远,中国艺术史将永志不忘。
笔者曾聆听过星星画会马德升、黄锐的演讲,感受了他们对艺术霸权的蔑视和反叛。那是1980年,国门才刚刚打开,珂勒惠支作为工人运动的“战士”和德国表现主义画家介绍到中国,作品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战斗性,给渴望冲破禁锢的青年以启迪。这些艺术叛逆,当时是冒着被抓的危险,向原有体制挑战,具有真诚与勇敢,而无逢迎和妥协,与现在的艺术行为不可同日而语。对付当今玩政治、“波普”的那些人,当局大抵可以说:你最多是一个“艳俗”的“泼皮”,不抓也罢!

中国的文化艺术,远离欧洲中心主义,独立于西方之外,沿着一条独特的脉络发展,中国的土壤本身并不产生欧洲的现代主义,也不产生“后现代”。但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,这种国情,足以产生有强烈批判精神和人文追求的巨作,足以借助现代艺术形式表达艺术家在中国生活的心情:他们的梦想与追求、热爱与憎恶、困惑与失落。在鸦片战争叩开国门,出现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之时,面对国家深重的灾难,有文学艺术家发出过“呐喊”。八十年代以来,再一次出现中西文化的碰撞之时,我们的文学艺术家能否唤起沉重的思考,发出当年那样振耳发聩的“呐喊”呢?
中国的现实国情是,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,也在发生人性沦落的悲剧,腐败、贪婪超乎想象,邪恶、欺骗无处不在,许多人陷入压抑下的精神困境。于仲达在《困境中的囚徒》中列举了现实中的丑恶和苦难:“特权阶层的糜烂,乡村农民及城市下岗职工的贫穷无依,中产阶级的幸福美梦,流浪的乞丐,恬不知耻的走狗,昏昏欲睡的奴隶,冷漠的体制,变态的人群,溃烂的文化,丑恶的人性,腐烂的人心,狭窄的生存空间,堵不住的精神黑洞
大多数人都习惯了老成持重的生活,都只能遵循古老的活命哲学,在各种肮脏缝隙中卑屈的生活。这种恶劣的生存使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的伤害,人们一边遭受伤害一边又丧心病狂地伤害别人。
 现今的大陆知识界,能有承受苦难的知识者越来越少了,大家习惯了一种驼鸟、鹦鹉式的生活方式,乌龟哲学、犬儒之道大有市场,能‘独善其身’ 不趋时媚世,默默在自己专业治学的已很不错了。”

面对社会的苦难,艺术家会是什么心情?他们对痛苦压抑是否比旁人更敏感?变革社会的愿望是否比旁人更强烈?答案只能是:艺术家是分属不同的阶层的,在郊外拥有庭院、过着波希米亚式潇洒舒适生活的“国际畅销”画家,与还在困惑迷茫中艰难打拼的青年画家,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前者被“消费资本主义”接收并驯化,成为大众名人并因此与大众疏离,与社会疏离。后者则生活在底层,与大众同命运,批判与变革的呼声应该来自后者,理想主义追求和无所畏惧的道德担当也只能寄望于后者。
艺术发展到今天,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艺术的多元化。它正在失去以前的“治愈意志”,“即通过改变人对世界的知觉而改变社会的力量”。也许,我们已不能像过去那样,要求艺术家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,要求他们都像珂勒惠支那样去反映劳工的心声;像蒙克那样去表达生活的苦难;像凡高那样去宣泄内心的激情。反过来,艺术的多元化,在允许“无用之用”的绘画立足的同时,也应当允许关注社会的作品存在。最近去图书馆翻阅到一本“国统区”版画的画册,画家之多、作品之多都是我始料未及的。更让人惊讶的是所有画家对国家的命运、民族的危亡、人民的苦难的深切关注,从作品中可以见到那个时代“一个真实的中国”。从而印证了这样的观点:中国的绘画并不从来都是士大夫阶级的闲画,画家并不从来都是疏离社会、脱离大众的,绘画应当有而且可以有反映时代和社会、关注人类命运及尊严的作品。不能设想,在“最应该迸发出大恸哀嚎的地方,到处是无辜和快活的笑容;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时候,却一脸的幸福。”也不能设想,艺术只有衰颓、矫情与媚俗,只有打着哈欠的光头,咧嘴傻笑的无聊,双眼眯缝的呆滞,泼皮玩世的调侃。让这些东西充斥世界、长盛不衰,艺术家自己终有一天也会变成泼皮、变得痴呆!

艺术发展到今天,我们应该做些什么?能够做些什么?
除了金钱之外,还有没有一点人文的追求?
除了逢迎之外,还有没有一点自己的情怀?
除了麻木之外,还有没有一点沉重的思考?

既然盛世欢歌可以成为主旋律,
泼皮玩世可以历久不衰,
我们的艺术家为何不能表达自己在中国生活的心情,
表达一下社会的伤痛和救赎的呼唤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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